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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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桂芳（化名）已经在每日疫情数字“正在流行病学调查中”一栏出现10多天了。
当然，外界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年龄，甚至不知她是男是女，只知道她是确诊多例中的“1”。
作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以下简称现场工作组）的一员，孔德川急需调查这个“1”的“源头”——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还是“有相关病例接触史”。
然而，从初步调查资料来看，这位70岁的老太太全都不符合：
她是本地人，独居、不爱社交，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也没有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甚至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到底是怎么感染上新冠病毒的？10多天的追查，还一无所获。
“正在流行病学调查中”，指感染源和感染途径尚不明确。相比于确诊病例的数字，这个数字的增加更令疾控人员警惕。数字的攀升，可能提示着社区传播的开始。日本已经出现多例找不到感染源和感染途径的病例。
流调信息数据组在1号楼工作。
自1月20日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确诊以来，上海已经真枪实战与新冠病毒对峙一月余。上观新闻跟踪了一位曾是“无接触史”患者从确诊到被确认感染源的全过程。
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认为，流调的更大作用是通过病例流行病学分析，发现疫情发生的特征，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如果说医生是在减存量，疾控部门的人们，则是在控增量。这是一个不为人熟知的、更前端的战场。
2
战场
S形曲线，提示“阳性”。若是一条平直的线条，则为“阴性”。
2月5日，实验室的电脑屏幕上，桂芳的咽拭子检测结果显示出S形的曲线。她被确诊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实验操作
随着这个结果的确认，中山西路号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病例名单库中关于桂芳的那一栏，被标记成为“PCR阳性”。
中山西路号，灰白色3幢楼，平日里在川流不息的内环边很少引人注意，但现在，它是全市最受瞩目的场所之一，是防控病毒传播最重要的战场。
上海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中心就设立在这里。每天，包括桂芳在内的各类病例数据，都要指挥中心汇总、核实、发布。新闻采访车鱼贯而入。停车基本都两排起停，还要动用路边的临时停车位和马路对面的宾馆等单位的停车位。
年1月16日，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首次在一位疑似患者的肺部灌洗液中，发现了那个长着触角的圆形病毒。经核酸提取、测序、生信分析之后，屏幕上显示出了微弱的“S形”。样本送至国家疾控中心复检，确诊。1月20日，上海对外公布首例确诊患者，直面病毒的斗争正式打响。
而事实上，上海早在12月31日就已备战。12月31日，市疾控中心监测到武汉市卫健委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1月2日和13日分别开了两次风险评估会议。公共卫生学专家、临床传染病专家、动物疫病中心、海关等部门都参加了。
付晨记得，1月14日上午进行的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语气严肃——这可能是卫生系统面临自非典以来最严重的疫情防控，要作为现阶段卫生健康系统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来做。
传染病防控就像筑坝，坝筑得及时、坚固，才能阻挡汹涌而来的洪水，减轻下游医疗救治的压力，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这样形容。而预防疾病传播和流行最高效的办法之一，就是流行病学调查。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所长吴寰宇和急传科科长潘浩等都是流调的“排头兵”，他们带领现场工作组全体开展了周密、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
“战队”由市、区两级疾控中心人员组成。3个梯队，余人，分为流调小组、疾控小组、密切接触者管理小组，已累计对名疑似病例进行了流调，多例密切接触者进行排摸管理。流调的主要内容包括病例基本信息、发病诊疗和报告情况、相关活动情况、、可疑暴露史情况、实验室检测情况等。
大多数案例的“来龙去脉”经过流调，都是清晰明了的。而送到市级层面“专案组”待“破案”的，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专案组是市疾控中心现场工作组对自己的戏称。由于日以继夜、随时出动的流调任务，他们轮流去对面的三湘大厦休息，但往往刚躺下就被一个电话紧急召回。这些案件有的属于聚集性疫情，比如某区一家7例确诊，需要快速调查感染来源和隔离密切接触者；有的是初步调查暂未发现感染来源，比如桂芳的案子；有的涉及特殊场所；或者涉及可能有较多密切接触者的特殊职业。
桂芳的案子，现场工作组多次组织人员研判，联合区疾控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社区工作者反复分析，但线索却屡屡中断。最后该案子被指派到了孔德川和郑杨的手里。
3
感染
桂芳应该是和善、爱干净的知识分子模样。至少，从孔德川初步得到的调查信息可以这么判断。
她所居住的A区临街公寓，是年代的砖混结构公房。一人住面积有些大，她把另一间隔出，用于出租，与租户共用一个大门。不过，她个性内敛，喜欢清静，与租户、邻居从不窜门，见面只是点头，问好。
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总会画图，梳理出病例的活动轨迹。
这是流调组的经验。“一图胜千言！信息扑面而来时，一定要有思路，脑袋要保持清醒。”潘浩在会上大声强调。他是上海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急传科主任，也是此次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副组长。“
“首要就是把发病时间确定，有了发病时间，往前14天，调查病例的暴露情况，也就是什么原因得病；往后至隔离治疗前，需要判断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孔德川把桂芳的活动轨迹整理如下：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儿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别位于B区和C区的几家单位。
此后的1月27日上午，她开始身体不适，无力，头痛，有轻微的咳嗽，但她认为，“大概是血压高了”，咳嗽也应归因于她常年患有的支气管炎。
2月3日，女儿再次来电，她说骨头酸疼，女儿坚持带她到A区看诊，她已开始发烧。CT显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征象。她被诊断为“疑似”，被发热门诊收治，隔离。
此刻，她已经进入了疾病防控的网络。2小时后，A区疾控中心在系统里发现了她的报告。流调人员开始调查。医务人员将她的咽拭子标本，连同血液标本被送至市疾控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2月5日她被确诊后，被转入我市新冠病例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可以判断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无声息地接触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接触上的？
4
排查
C区某单位进入孔德川的视线。从发病时间来看，C区比B区可能性更大。
孔德川请C区疾控中心协助，了解到桂芳曾去过C区某单位，而这一行程涉及多人。
C区疾控中心找出了多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逐一核实，“是否有湖北接触史、旅居史、是否有发热或呼吸道感染症状”。结果，全都排除。
B区的某单位很快也被排除了。通过与全市病例数据库的比对核实，也排除了这家单位当天有确诊病例出现的可能。
B区的某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初步报告上写是由女儿陪同去的，女儿自述没有不适。当天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请公安介入排查。
患者的直接接触断了线索，同事毛盛华也帮助介入调查密切接触者。
除了一直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