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二十四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血疫》）。”外部视角如何看待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策略？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卫生体系，才能更好应对一次传染病爆发？
卫健策略项目“决心工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费和平（Dr.TomFrieden）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时称，对于武汉的疫情，中国的措施有助于减缓扩散。
“不过，即使中国已经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新型冠状病毒似乎不太可能像SARS那样被很快控制住。但现在就停止努力还为时过早。”他说。
费和平。资料图
新冠肺炎疫情也引起各界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思考。费和平认为，非典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变得更加强大，现在是考虑将其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个好时机。
费和平在美国疾控中心（CDC）任职时，曾参与应对西非埃博拉疫情。年他走马上任时，奥巴马曾对他赞誉有加：“费和平博士是一个在应对卫生突发事件上有所准备的专家，并且他已经处于与心脏病、癌症、肥胖，以及诸如肺结核、艾滋病等传染病战斗的最前列……”
如今，费和平是“决心工程”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这是一个为期五年，致力于预防传染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项目。
“即使病毒可能无法被控制，中国的努力也具有实质性价值”
南都：你如何评价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
费和平：中国的措施有助于减缓扩散。对于任何公共卫生的应对措施，我们都会回顾并考虑当初是否可以采取不同措施，以便将来更好地应对。在过去的六周中，中国的动员非常出色。
南都：人们在谈论疫情拐点何时出现。你知道拐点什么时候来吗？当夏天来临时，新冠病毒会像非典一样消失吗？
费和平：我认为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要对可能发生什么做出准确的预测是不可能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南都：新冠病毒有可能控制不住，最终发展为像流感一样的大规模流行病吗？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才能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费和平：即使中国已经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了，新型冠状病毒似乎不太可能像SARS那样被很快地控制住。但是，正如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瑞安（MikeRyan）博士所言，现在停止努力还为时过早。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Adhanom）博士指出，中国采取的广泛的控制策略，使得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受益。
即使病毒可能无法被控制，中国的努力也具有实质性的价值，比如能够减缓病毒的传播，这样大家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了解这种疾病，相应地扩大检测能力和控制措施，了解抗病毒治疗是否有帮助，并开始研制疫苗。
如果病毒确实像流感或普通感冒那样传播，那么应当合理地缩减现在的控制措施，包括追踪接触者的措施。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窗口期，有机会支持卫生体系薄弱的国家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全球合作，帮助那些发现、制止和预防疾病威胁能力有限的国家提升应对的能力。
南都：对中国目前的疫情控制以及未来长期的预防有什么建议?
费和平：第一，在中国和其他有感染患者的地区，对医院内感染进行细致的控制，包括快速发现和隔离咳嗽患者、提供防护口罩、手套、消毒，以及其它在控制SARS和MERS时医院所用到的策略。这将保护卫生工作者，减少病毒的传播。
第二，强化流行病学调查。发生了多少次院内感染？每一次院内感染分别能总结出什么经验？（与在候诊室和其他偶然接触中传染相比，如果病毒是通过痰液诱导和支气管镜检查等高风险、产生气溶胶的过程中传播，那么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有“超级传播者”吗？对每次已知有传播链条的病毒爆发，最可能的传播方式是什么？采取了哪些控制措施？效果如何？
第三，正如目前所做的那样，进行密集的实验室工作，包括测试有症状的病人（在一些特别研究中，还包括接触者）、研发血清学检测方法，以及持续收集病毒样本，以监测是否有基因层面的变异。
第四，在中国建立更多的哨点，使用全鼻咽拭子和PCR（聚合酶链反应）检测，以确定在医疗机构就诊的有症状和无症状人群中病毒感染者的比例。
第五，从中期来看，应对动物市场进行更严格的监管，或完全关闭。这不会改变目前的疫情，但如果继续此前的监管策略，将不是一个负责任的选择。
病毒追溯仍需大量科学研究
南都：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中国加大病毒溯源的力度，你有什么建议吗？我们怎样才能找到病毒的来源？溯源病毒对防控疫情有什么作用？
费和平：关于这种病毒，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地方。例如，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检测，被检测者中阳性的比例有多少，以及阳性占比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
中国正努力治疗确诊病例，中国和世界也开始更多地了解这种疾病。我希望世卫组织领导的国际团队能够向中国专家学习并与他们合作，解决其中一些关键问题。
南都：你认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是蝙蝠吗？中间宿主是什么？通常情况下，科学家如何溯源病毒以寻找动物宿主？
费和平：像新型冠状病毒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我们仍然不知道新型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和中间宿主是什么。目前来看，来源似乎是蝙蝠。但是，在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仍然需要大量的科学发现。
我们所知道的是，大约每年会发生一次新的传染病，我们最需要加强体系建设，在传染病失去控制之前发现、制止和预防。
有效的公共卫生行动通常需要政治领导人的支持
南都：国外有专家说，我们不仅应该在应对流行病方面进行研究，而且还应该尝试预测流行病。你是否同意，如何预测流行病？
费和平：我们不太可能预测下一个危险的未知微生物会是什么，但我们可以％地确定，我们肯定会发现下一个新的危险微生物。因此，在世界所有地区，特别是非洲，我们需要大力改善健康卫生防护。卫生防护不是免费的，但它是最划算的。
世界银行估计，加强全世界发现、制止和预防流行病的体系，每人每年将花费约1美元。早期预警系统检测出异常的患者群体，实验室网络和熟练的疾控人员可以找出导致这些患者集中得病的原因。
快速反应团队应对、阻断爆发的疫情，还需要传播、法律、后勤和规划能力，这些同样有助于防止疫情从一部分集中的异常病例转变为流行病，又从流行病变为大流行。现在的投资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也能挽救许多生命。
南都：许多专家说，政府资金不足限制了中国疾病控制系统的能力和发展。你对投资公共卫生有什么建议？
费和平：我们需要稳定、大量和持续的资金，也同样需要透明度和问责制度。有效的公共卫生行动通常需要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并且始终要求领导人避免将关于公共卫生技术的决策政治化。
非典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变得更加强大，现在是考虑将其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个好时机。与世界上最强的公共卫生体系相比，中国既有社区动员能力等巨大优势，也仍有提升和发展的空间。
南都：疾病预防和控制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专业人士应如何参与政府决策？疾病控制专家在美国扮演什么角色？
费和平：重要的是，决策者需要拥有所有必要的工具，他们需要做出基于数据的明智决策，以保护老百姓。
当我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时，在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我定期向奥巴马总统通报情况。他对当下局势理解和介入上细微的差别，将会对政治和社会的行动具有关键的影响，对保护科学家不受任何不适当的影响亦至关重要。
南都：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人们对信息公开透明的